年6月30日，老人家在杭州西湖边，读到《人民日报》关于余江县消灭了吸血虫的报道，满怀深情，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对于血吸虫这种瘟神所带来的破坏力，今天众多80后、90后、00后乃至10后已无法体会。我们的缺点就是容易忘记历史，不再敬畏自然。即使拿最近的不到20年的非典疫情来说，已在很多人的记忆中渐渐淡化。
如果去翻开典籍，我们很容易发现抗击瘟神的历史贯穿史籍，“死人无算”、“疫死者减半”等是古人对于疫情的常见描述。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中，就发现有血吸虫卵。上世纪，血吸虫病曾流行于我国南部和长江沿岸十二个省市。就拿《送瘟神》写作背景里余江县境内的“蓝天坂”为例：方圆五十里，近五十年内，有三千多人因患血吸虫病死亡，有二十个村庄完全毁灭，一万四千多亩田地变成荒野。
年9月9日，老人家便提出“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治任务”，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自此，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防疫战争，在南方诸省展开。但58年的胜利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送瘟神”更是一场持久战。到年，《人民日报》尚以社论形式号召“把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进行到底！”时至今日，吸血虫病例在江南一带仍有出现，但已被较好地控制住，从流行病变成了危害较小的地区病。
人们乐于去记住“水光潋滟晴方好”、“桃花依旧笑春风”，都说江南好，都想只合江南老，却很少人去主动提起江南“五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的疫情斗争史。瘟神经常来人间，“忽甚于彼，忽甚于此”。
就拿南宋时期相对富裕的浙江来说，绍兴元年6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的河流中到处都是死尸，难记其数。绍兴二年，会稽（今绍兴地区）疟疾流行。绍兴十六年夏，临安疫。隆兴元年，战乱、洪水引发大疫情。《归安县志》记载：六月，水坏圩田，大疫，饥民殍徙者不计……
彼时浙江人烟繁盛、人口稠密、交通发达、往来者众，当地气候湿润、山地气流行，卫生防疫水平较低、丧葬习惯较差，水土污染突出。从有史可考的年浙江第一次瘟疫流行到年，浙江共发生24次疫情，平均每6年发生一次，18次是以今天的杭州为中心的浙西地区流传，尸体漂浮，遍及山野。
到了明代，整个江南地区有疫灾年份62个，平均4.47年一次，清代疫灾年份个，平均1.88年发生一次，涵盖天花、疟疾、鼠疫、痢疾、流感、麻疹、喉症、霍乱等10余种“瘟神”类型。这些疫情大多发生在宫斗剧里的“盛世”之下。是疫情，而不是后宫风月，才是历史的真相。
瘟神难以绝，走了这个瘟神，还会来新的瘟神。送瘟神，关键在于“送”。面对着疫情，中国人从来就不是束手就擒。人们很早就意识到，疫情的产生、蔓延与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失衡紧密相关，治病与治山治水治理社会密不可分。
面对疫情来临时的恐慌和种种迷信行为，曹植曾在《说疫气》中写道，“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不去注意“病从口入”，而去拜*拜神，贻笑大方。《送瘟神》里更是一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送走瘟神只能靠自觉治理与建设自己家园的主人翁。
早在南宋时期，印发医书，积极传播预防、医治疫病知识；组织公办民办机构送医送药，集资赈济百姓；设立医学院，培养一批治疫专家等常规或非常规手段已被较好运用。好的治理手段，能将疫情的危害控制在最小。
特别是针对人口流动性较大容易引发瘟疫扩散的问题，古人早就认识到：“又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疾疠”。各地专门进行人员分流、疏散管理。对于已病者，宋徽宗时期设立安济坊，宋高宗时期又再行恢复，设置隔离病房，以防止相互传染。分流、疏散、隔离，防止人传人，古人早就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
七十年前，为取得抗击血吸虫病的最大胜利，《送瘟神》中写道“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人们以科学方法为指导，全民参与，向大自然开战，降山伏水、让高山低头，令河水让路，治山治水消灭钉螺，治病治人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不要等到生病了，才意识到治疫工作人人有责。前人已栽树。在公元年的明朝，太医吴又可（不朽名著《瘟疫论》作者）发现飞尘能携带病*实现人与人之间传播，戴“口罩”可以防止病*的传播。这是中国人在世界上首次提出病*学说。
不要嫌戴口罩喝水太麻烦。老外都喜欢问，为什么中国人爱喝热水？或许，每次我们喝热水时，自己也可以反问一句：“借问瘟君欲何往”？
参考文献：
1.《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人民日报》，年6月30日
2.朱德明，《南宋时期浙江疫疠的流行》，《医学与社会》，年3月
3.邱云飞，《两宋瘟疫灾害考述》，《医学与哲学》，年6月
4.王晓伟，《明清江南地区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制研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