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敏，*鄯善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在读，中国人民大学*治学系本科、硕士毕业。在校期间先后多次获得各类奖学金及《探索与争鸣》第四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等奖项。其作品《七律二首·送瘟神再读：理解路径、瘟神意指与“华佗”、“舜尧”的道路之辨》获得清华大学朱自清文学奖三等奖。
01缘起：在清华园印证的文学记忆
记者：在这些年的学习与生活中，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阅读经历和阅读感受？
李立敏：这些年看过的，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不少，但随着年岁渐长，生活不再依旧一帆风顺之后，愿意回头重读的却为数不多。杰克·伦敦是我中学时代特别喜欢的作者。《热爱生命》让我见识到生命的坚韧，《马丁·伊登》则让彼时的我第一次感受到某种“幻灭”，它仿佛前者的“反题”，告诉17岁的我并非所有“坚韧”都能通向光明的圣殿——读完后好几天自己都沉浸在悲沉的情绪当中。若干年后才明白，那种感觉或许就是鲁迅笔下“梦醒了无路可走”似的窘迫。《马丁·伊登》与之后的生活经历让我开始正式思考，人到底该怎样度过这只有一次的人生？这个问题长久的缠绕着我。上大学后遇到鲁迅，他部分地给了我回答，即便身在“铁屋子”里，面对深层次的绝望，也要面向黑暗掷出锋利的投枪，梦醒之后即便无路可走也要在荒芜当中走出路来。但这无疑很难，它需要某种几乎天生的乐观和勇气。这时我又找到了爷爷童年时让我背诵的毛泽东主席的诗词，那些篇章如今再次被新的学习、阅读和生活所激活。透过那些长短不一的句子，我得以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那里有文学，也有*治和历史，有打破旧世界、开辟新天地的英雄史诗，也有关乎毁灭与创造、放弃与坚持的思想辩证法。
记者：您的清华文学记忆有哪些？您又是如何在清华与文学结缘的呢？
李立敏：坦白来讲，来清华读博士之前，清华给予我的文学记忆几乎只有朱自清老先生和他的文字。直到年秋天，我通过考试进入清华历史系跟随汪晖老师修读博士学位，才算正式在清华与文学结缘。汪晖老师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的双聘教授，这也就意味着我的同门几乎有一半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这个充满友爱的学术共同体让我得以有机会透过大家的眼睛，进入文学的千里江山。此外，老师几乎每年都会开设一门跨学科、跨领域的专题研讨课，如“文本与意识形态”、“鲁迅与现代中国思想专题”等，通过细致的文本与理论分析，老师会带领大家通过不同的文学或史学作品，进入某个具体问题的“内部视野”。这本身是一种紧张而又舒畅的学习体验，通过十多节课的高强度阅读、写作和讨论，自己的文本分析与评判能力也能随之而上一个台阶。
年于清华大学参加学术会议记者：清华大学历来鼓励清华学子积极表达当代青年的人文关怀，您作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学生，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呢？
李立敏：我认为，对任何一所大学而言，人文关怀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就清华来说更是如此。鼓励大学生积极表达当代青年的人文关怀自然也应该支持，因为“科学”与“人文”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存在。回顾历史，这一点可以在爱因斯坦、竺可桢、茅以升等无数中外科学大家的传记或其他作品中找到佐证。反之如果片面强调科学的价值而忽视人文关怀的指引，则稍不留神便会踏入科学主义的窠臼，迷失在现实的丛林里，从而遭遇年前韦伯严厉的批评，“专家没有灵*,纵欲者没有心肝”，而这种情况同样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无数类似的案例。
记者：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今天仍耐人寻味，有人认为“文学就是历史”。那么您是怎么看待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的呢？
李立敏：首先我并不反对将“求真”视作现代史学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正是这种对历史“本来面目”的追求，构成了历史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边界或基础。与之相比，文学强调创造性与想象力，讲求对情节的编织和对现实的虚构，如此便与史学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任何历史被呈现到读者眼前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套用海登·怀特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编织情节”的过程，即把琐碎的材料整合成相对完整的历史论述的过程，这便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学的方法相重叠。而文学也并非全然的“虚构”，它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历史的真实，甚至有时可以弥补实证主义史学与生俱来的局限。以鲁迅的短篇小说《理水》来说，从实证角度出发确实难以证明“大禹治水”故事的真实性，问题在于，探求“真伪”是史学的重要职能，却并非全部意义。在此之外它还有兰克所谓“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将来”的一面。当实证主义史学一度成为现代史学的主流之后，《理水》这样的文学作品便部分地承担了史学的教育功能，并且“文学的真实”有些时候也反映着“历史的真实”。毕竟无论“大禹治水”故事本身是否真的属实，以之为代表的千百年来始终延续的“中国的脊梁”却无疑是真实存在的。
年于天山天池旅游记者：我们了解到您的本科及硕士就读于*治系，博士就读于历史系，您文章中严谨的元素，是否是您的专业带给您的？您认为文学在各领域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李立敏：确实可能是这样。*治学属于社会科学，讲求理论架构的严谨周密和可供验证，在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同样可以视作人文科学中的“社会科学”，它极为重视对不同史料的辨析和分析，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当的逻辑思维能力。就文学对这些学科的意义而言，无论*治学还是历史学，它们都需要处理大量的材料，需要将它们去粗取精，然后串联起来，此时文学便派上了用场，它能够赋予研究者以“想象的能力”，或者说“讲故事的能力”。
02相遇：疫情下的重新思考
记者：今年是朱自清先生诞辰周年，也是清华大学朱自清文学奖设立的第六年，您作为该奖项的获奖者，您对朱自清先生有怎样的认识？如果能与朱自清先生超时空对话，您最想和朱自清先生说什么呢？
李立敏：我对朱自清先生的认识最早源自中学课堂，受《背影》的触动，16岁的我还仿写了一篇《背影》，写给我的父亲。进入大学后，特别是到清华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以来，通过各种片段对朱自清先生有了更多的认识。在我看来，他远非通常所谓的“诗人”、“散文家”与“学者”等标签所能简单概括，他同时也是革命战士，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是“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上街的教师之一，他对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与生活其间的人民有着深厚的关怀。假如能与朱自清先生超时空对话，我想跟先生说：“如今您的荷塘还在，月色依然，但今天的中国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了”。
年获清华大学朱自清文学奖三等奖记者：此次征文主题为“疫情下的人文省思”，您是如何联想到毛泽东的这首《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创作灵感是什么？
李立敏：当初看到这个主题，首先还是*治学与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启发了我。“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的应对举措证明了中国强大的国家基础能力。后来读到导师汪晖老师的文章，他特别强调中共从革命战争年代便建立起的“以人民为中心、组织人民、动员人民”的动员能力与基层组织，这让我进一步将注意力放到了建国初的爱国卫生运动当中，特别是著名的血吸虫病运动当中，而想到与“血防”运动相关的文学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无疑还是毛泽东写的《七律二首·送瘟神》这篇“宣传诗”，再加上自己对毛泽东诗词本就有着一定的兴趣和基础，于是便动手搜罗材料，撰写了这篇文章。
03视野：与青年同行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曾担任过青协会长，先后参与并组织了多次志愿活动，请问是什么鼓励您在志愿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的？这些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李立敏：因为中学阶段常年住校，感觉并不了解自己身处的这个社会，于是进入大学后便加入了多个志愿者组织。后来自己主持或参与了支教、助老、助残等多个志愿项目，一次次进入城中村、敬老院和社会福利中心之后，自己才更加真切的体会到鲁迅的那句名言，“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于是便坚持了下去，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结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们一起构成了我大学几年最温暖的回忆，也是我能够在志愿路上坚持下去的另一个主要动力。这些经历与读书、学习生活一道形塑了我的三观，进而也影响了我的创作，无论是论文写作还是其他文章的撰写，让我对自己脚下这个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有了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