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理论认为，对传染病的恐惧是导致民主和专制分化的主要根源。
在英国，数百年来民主主义得到了稳定发展；而在同一时期，另一个地方，现在隶属于索马里地区的人们却经历了众多统治者的独裁统治，他们被剥夺了投票的权利。我们还可以找出许多类似的反差鲜明的例子，美国民众的表决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但在叙利亚，人们仍在等待，等待能够进行表决的那一天的到来。
造成政体反差这么大的原因何在？对此的传统的解释常归于历史、地理、经济以及人文背景等等因素，但是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生物学教授兰蒂特霍西尔却持有一种新奇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主要采取哪种性质的政治体制——无论是压制人民的独裁统治还是自由民主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单一的因素：传染病的流行。
独裁和民主的根源
索马里位于炎热的非洲东部地区，这里多种传染病常年流行，尤其是黄热病、霍乱、疟疾、艾滋病、腹泻病、肝炎、伤寒、血吸虫病、流感等疾病常年存在感染风险，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除却战争因素，在索马里死亡的人群中，有70%以上死于传染病。
传染病的常年肆虐是索马里人挥之不去的梦魇，由于个人无法战胜病魔，他们变得胆小，不敢进行新的尝试，思想也更加保守。他们不自觉地希望在集体组织中找到靠山，而集体主义观念是一种强调集体利益应该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和依赖社会权威，独裁统治因而得以长盛不衰。
对传染病的恐惧还会对社会各阶层的交流产生消极的影响，比如，为了避免疾病的传播，各阶层之间也许会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接触。社会各阶层固化，社会系统进一步走向封闭，这更加有利于专制政权的统治。
同时，在传染病肆虐的地区，惧怕染上疾病的心理会使当地人有意地排斥外来者——那些潜在的新型病毒携带者。而这种心态又会逐渐演变成一个社会群体的仇外情绪，不同族群之间容易产生对立情绪，甚至爆发战争，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威权独裁统治。
而英国处于中高纬度，属温带海洋性气候，比较寒冷，这种气候较少产生传染病。此外，由于英国是四面环海的岛国，即使欧洲大陆爆发什么传染病，也难以流传到英国。历史上，除了14世纪大规模的黑死病和几次流感外，英国很少爆发大规模的流行性疾病。英国人没有对流行病恐惧的压力，社会交往就会更加开放和平等，没有什么拘束，整个社会弥漫着自由的气氛，社会体系呈开放状态，这不但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也打破了社会的层级结构，民主思想就在这样的土壤里慢慢发芽生长。
兰蒂教授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支持，他们调用了全球传染病和流行病的有关数据，并用这些数据与各国的民主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两者具有相当紧密的关联性。在按照疾病流行程度列出的清单上，索马里在22位，英国排在位。所以，英国显然会更加民主。
新理论的西方实例
对疾病的恐惧会引起对个人对环境的反应，继而又会产生社会效应——使人们的政治态度有所转变：疾病多发，则更多的人倾向集体主义价值观；反之，则会产生一个更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因此，疾病就会导致不同政治体制民主和专制的形成。西方国家20世纪的民主发展历程也能佐证这一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们对很多事情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比如对未婚同居、同性恋行为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历史学家称之为“性革命”。社会革命还波及到了很多方面：敢于对传统权威提出质疑；妇女社会和政治权利有了很大进步；等等。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常都将这些现象归因为个人主义的普及、生活水平、现代化程度和教育程度的提高。然而，这里有更为本质的原因——在这个时期，西方国家的公共卫生条件也突飞猛进了。
20世纪40年代，对抗真菌类疾病，病毒性疾病和疟原虫、线虫等寄生虫的抗生药大量问世并得到广泛应用。另外，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儿童预防接种的计划得以实施，而且，在美国，因为抗蚊杀虫剂被普遍应用，患疟疾的人数急剧减少。这些公共卫生的里程碑，极大地降低了婴儿和成人因疾病而丧生的死亡率，并且使人们的寿命大大增加。除了这些，还有一些比较重大的变化：在20世纪早期，氯化饮用水也已经广泛普及；垃圾回收卫生体系得以建立，卫浴设备各方面的卫生条件都得到了提高。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降低了和水源相关的疾病发生率，比如说伤寒和霍乱。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很多措施都使这里的人们远离传染病，从而降低了死亡率。
和前几代人相比，20世纪4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西方青少年，面对的是一个传染病急剧减少的新世界。由于染病风险急剧降低，人们消除了恐惧和仇外情绪，更加认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提出了更高的政治权利要求，形成了一个以民主为核心的社会。20年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西方社会自由气氛高涨。相反地，在非洲那些传染病危害还极大的国家中，比如索马里，独裁政权仍在盛行。
新理论引起争议
虽然新理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仍存在其他可能性。例如，病原体在热带地区往往更加盛行，所以也许气候才是促成一个地区形成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更为根本的原因。而且，怀疑者们也提出，有些地区并没有什么传染病在流行，但是民主化程度也并非像期望的那样高，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就属于此类情况。
此外，用这个理论也不能很好对一些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作出解释。就拿美国和叙利亚的例子来说。这两个国家虽然有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但是疾病流行程度却几乎趋于一致。看来，用单一的流行病因素来解释专制与民主仍有很大的缺陷，气候环境导致的其他自然灾害，同样也能让一个社会变成专制社会。例如，中国的长江、黄河几乎每年都有洪灾或旱灾，这就需要集中力量治理，需要强大统一的权力结构来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因此中国从大禹治水开始，就逐渐成为集权专制社会。
科学家们的研究还在进行，争论仍然存在，要分出胜负恐怕还要假以时日。但不管怎么样，新理论成功地引起了我们对传染病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件好事，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