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长江日报的相关报道称，2月16日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召开视频会，部署在全市开展为期3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按照“方法要科学、标准要严格、收治要及时、组织要有力”的要求，彻底排查清楚“四类人员”，推动落实“五个百分之百”工作目标。
据了解，武汉方面的“五个百分之百”阶段目标，是指确诊患者百分之百应收尽收、疑似患者百分之百核酸检测、发热病人百分之百进行检测、密切接触者百分之百隔离、小区村庄百分之百实行24小时封闭管理。
野叔看到这“五个百分之百”，特别是其中第一个百分之百应收尽收，感觉此次武汉“战疫”的战法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过去的被动“堵挡”为主转变为当前主动“疏导”为主，让熟悉武汉历史文化的人联想到曾经的大禹，让人们看到了武汉保卫战胜利的曙光。
武汉关古代：治水的被动堵与主动疏
在武汉这个江湖水系发达的地方，流传着许多与上古时期大禹治水相关的故事，并体现在一些老地名和古建筑之中，例如位于汉阳的禹功矶和禹稷行宫（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说到大禹治水之法，历史和神话都对鲧禹治水的不同方法和效果进行了比较。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在神话传说中，鲧的治水之法是最直接的“水来土掩”，而且盗用了天帝的“息壤”。很明显，这种被动的治理方法基本无效，反而在一定区域内水患是越堵挡而水量越大、水能越大。
作为鲧的儿子，禹在父亲死后继承了其为民的事业，同时也吸取了其失败的教训，将治水之法由被动地堵息为主，改变为以主动地疏浚为主。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的主要工作措施是“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其中的九道就包括长江水道，九泽就包括湖北境内的古云梦大泽。
治水当如此，治兵亦如是。所以《孙子兵法·虚实篇》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极其强调思想之主动而致。同篇又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同时强调方法之因势而制。
禹稷行宫今天：治疫的被动堵与主动疏
武汉防疫战的初期，有关方面的工作思路还是比较被动的，工作方法也是基本只知道堵挡。一是堵信息。最典型的莫过于对李文亮等八名医务工作者的训诫，还有不及时把前期已有医护人员感染的信息告诉公众。二是堵患者。开始是强调核酸检测又不及时，从而把部分临床诊断患者、医院之外，医院之间流动；后来是将其简单地堵在自己家里，让密切接触人员越来越多。三是堵物资。明明是医疗物资极为缺乏，还有人在电视采访中说物资储备充足；医院急需，还有很多捐赠物资多日积在红十字会的仓库里得不到利用。
这些做法，当然有应对初期医疗资源不足等客观原因；但是从根子上看，还是一些人的主观原因，即典型的官僚主义，不实事求是，不主动作为，不果断担当。正如环球时报胡锡进总编近日的一篇评论所言，疫情再次证明中国强大，但官僚主义仍是顽疾。
随后，武汉“战疫”的战法还是不断完善进步。首先是1月24日左右开始，火医院先后启动建设，然后先后完工交付使用，合计可以新增张床位，主要用于收治重症患者。虽然说这两座“神山”的建设似乎有点模仿当年的小汤山，但是确实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对于武汉的情况来说又是远远不够的。
“两山”医院的战法，相当于大禹治水的“陂九泽”，可以发挥一定蓄水之用，但是至少还需要“通九道”。近日武汉的“五个百分之百”战法，前三个就是疏通发现患者、收治患者的渠道。那么如同“九道”之水最终归海一样，哪里又是收治容量足够大的“海”呢？
这就是2月4日左右开始武汉陆续建立的“医院”，即将会展中心、体育医院的场所，主要用于收治轻症患者，因为这个群体数量要比重症患者更多。例如，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首个医院，可用床位张；又如近日正在江岸区红桥工业园区旧仓库改造的最大医院，可以新增张床位。
其实，将相对大型的建筑临时改造为抢救战时伤员、收治疫情患者的医院这个做法，可谓自古有之，而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还曾经在武汉运用过。年下半年，武昌区发生了一场急性血吸虫病，据报道当时约有名在长江游泳的人员感染，野叔所在的学校就有不少师生“中招”，当时就是将学校大礼堂改造为“医院”对他们进行集中治疗。
办法总比困难多，就看工作主动否。
将来：治理的堵与疏
前几年，武汉的大城市治理能力和基层社区治理能力是总结了不少经验的，例如1月18日举办“万家宴”的百步亭社区，其经验就曾被江岸区推广。但是，面对今年NCP疫情的重大考验，武汉至少在公共卫生管理、应急体系管理等方面的治理能力是“不及格”的，更不要说“80分”，所以不得不接受举国之力的支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仅就公共卫生管理和应急体系管理而言，今天的武汉可以让今后的人们看到反面的教训和正面的经验肯定不少。
从态度和方法上看，其一，是主动作为的治理，还是被动应付的治理。前者是“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一如武汉目前的“五个百分之百”战法。后者则是“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甚至如胡锡进总编在前文中提及的评论中说的“遇事扯皮、往上推”。其二，是因势利导的治理，还是“常势常形”的治理。前者是“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这个势既包括防疫和应急工作本身，也包括人心所向；这个“任势”既包括信息的疏通，也包括情绪的疏导。后者则是以常态形势堵挡“非常之水患”，可能结果是久而无用，甚至是速败。
从思想理念上看，关键还在于治理是坚持实事求是，还是听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前者的治理之法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后者的治理之法则是“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结果肯定是乱军引胜。
结语
论及战法，让人又不得不想起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当年就是在武汉（时名夏口）劝刘备进行孙刘联盟。千余年后，清末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一幅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仍然可以作为未来提升城市相关治理能力的借鉴。
而能攻心的基础，可能还在于自己能修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