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的一天，医学专家桂希恩邂逅了一位从河南上蔡县文楼村前来求助的医生。医生言辞焦急，形容该村青壮年频繁出现疾病，临床症状包括发热、腹泻，身体爆发红色皮疹，继而人命垂危。随着死亡的人数逐渐攀升，恐慌情绪在文楼村蔓延。
接触到这样的情况后，桂希恩在6月份，不顾困难和险阻，携带11个试管独自踏入了文楼村。他从村民体内采集了11份血样，然而，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令他心颤。在他带回的11份血样中，有10份呈现出艾滋病病*阳性反应。
曾在美国深造的桂希恩，在那时就已经听说过一种名为艾滋病的新型人类传染病。然而，当时人们对这种疾病的理解还停留在较为浅薄的阶段，普遍认为其主要通过同性恋者传播。桂希恩当时还以为，在中国这个相对保守的社会环境中，艾滋病的出现可能性较小。
他忧心忡忡地猜测：“我担心我正在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一个比血吸虫病更为恐怖的疫情可能正在这个地方暗暗酝酿。”
于是，次年，他又带领自己的学生们再度进入文楼村，将采样范围扩大，详细调查了当地的情况。结果发现，文楼村的居民，无论男女、年长或年轻，大多数人都有过出售自己血液的经历。而且，村子里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想。
桂希恩将他的发现整理成报告，带着沉重的心情，他将报告送到了北京。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对此事给予了高度重视。
最后的检测结果显示，截至年，参与有偿献血的文楼村人数约为人。到年进行检测后，他们中有43.48%的人呈HIV阳性。文楼村全村70%的家庭都有艾滋病病患者和病*携带者。
01一个特殊的纪录片
年，陈为*与桂希恩的相遇揭开了他对“艾滋病村”的探索之旅。当得知这个震惊的消息，他深受触动，投入了一年多的时间，制作出了88分钟的纪录片，从而让我们对这个特殊群体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让我们仔细探讨一下，那些背后卖血的原因：贫穷、血贩和单独采集。尽管按照那时的法规，参与有偿献血的年龄应该是18岁到60岁，但在文楼村的现实并不是这样。无论是初春的少年，还是夕阳下的老者，他们都参与到了这场血的交易之中。
文楼村位于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上蔡县是一个贫困县，而文楼村更是其中的一个贫穷村庄。
在当地，人们常常用一句话来形容卖血的诱惑：“胳膊一伸，青筋显现，挥动一次，五十块大洋到手。”这也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仿佛预示着卖血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桂希恩踏足文楼村之前，这个村庄的村民们已经长期在卖血。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河南省内建立了百余个血站。每袋血的价格是50元，这对于城市的上班族来说，可能是一个月的工资，对于生活困窘的农村家庭来说，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在当地采血的，不仅有官方卫生机构，还有一些私营企业设立的采血站。生物制药公司需要血浆来提炼成高价药物，例如人血白蛋白，它可以用于治疗休克、烧伤、癌症化疗、慢性肾炎等多种疾病。而这些药物的制作，主要取材于血浆和胎盘。
90年代以前，医院使用的白蛋白大多是依赖进口。然而，随着艾滋病的全球爆发，为了防止艾滋病病*进入中国，很多血液制品的进口受到了严重限制。尽管如此，血液制品的需求依然存在，因此，在国内催生出了大量的血液制品企业。
那些偏远落后的农村，成为了他们寻找血源的首选之地。河南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省份，农村人口最多，自然成为了血液制品企业的乐土。所以，在90年代初，许多非官方的医疗机构和部门的血站纷纷出现。
那些在私设血点主导者，被称为“血霸”或“血头”，他们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地位。
血站一般只会丢弃严重破损的血袋，只有轻微泄漏的血袋则会被保留，再将分离出来的红细胞重新输回给卖血者。
如果是全采，只需保证针头的清洁消*，那么抽血过程本身就是相对安全的。但是，单采需要涉及到更多的设备和离心机处理，每一环节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而当时的医疗条件以及这些非官方的采血点对设备的消*控制，更是草率。
艾滋病的传播主要通过血液、性行为以及母婴三种方式。在这些采血操作不规范及村民频繁卖血的情况下，一旦有一个携带艾滋病病*的村民的血液进入血站，就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
年，中国首次确认的艾滋病病例是一个外国患者，医院去世。然而，对于那些偏远的乡村，艾滋病是何物？如何传播？感染后会如何？他们对此毫无了解。然而，生活的重压让他们无法顾及那么多，只要卖一袋血就能得到50元，对他们来说，这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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